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古早文化(一)|禮的靈魂在於仁

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志。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瞭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瞭解禮樂文化,是瞭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瞭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即日起,中國網正式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古早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一篇《禮的靈魂在於仁》。

文化學者 宋逸民

禮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發揮瞭極其深遠的影響。我曾經將禮的意義歸納為三點:對於共同體而言,禮意味著秩序;對於人際交往而言,禮意味著尊重;對於個體而言,禮意味著教養。毫無疑問,禮在今日依然不可或缺。幾十年前,著名思想傢梁漱溟先生就呼籲:要“大興禮樂教化,從人的性情根本處入手,陶養涵育一片天機活潑而和樂恬謐的心理。”

在經歷過一百餘年對“禮”的污名化批判之後,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非常自覺地在弘揚中華禮樂文化,這是文化自信的表現。但是,我以為今天弘揚禮樂文化,最需要重視的就是把握好仁禮關系。我們必須明白“禮的靈魂在於仁”。在孔子儒傢那裡,禮和仁的關系,可以表述為“仁以成禮,禮以顯仁”——仁是禮的內在本質,禮是來彰顯仁德的。如果沒有仁,禮就會流於形式;因此仁是更關鍵、更基礎、更根本的。如果說仁是體,那麼禮就是用。誠如王陽明所說:“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而動容周旋中禮矣!”仁德是所有禮的本體,忽視瞭仁德,禮就成瞭失去瞭靈魂的空殼,禮所要求的敬、謙、節、讓,莫不會成為虛偽的表演。

歷史上和現實中,確實有這樣的舍體而求用的現象。《左傳·昭公五年》記載瞭一個古人區分“禮”和“儀”的著名故事。春秋時期,魯昭公有一次去晉國訪問,“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魯昭公對於繁復的禮儀十分熟稔,沒有出現任何差錯。晉平公稱贊其“善於禮”,而晉國大臣女叔齊則說:“魯侯焉知禮?”魯侯怎麼能夠算得知禮呢?他提出一個著名的判斷:“是儀也,不可謂禮”,將禮與儀作出瞭明確區分。在他看來,魯昭公所做都是一些禮儀形式,算不上禮。所謂“禮”,是“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將此稱之為“本”,而將“儀”視之為“末”,認為“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昭公“屑屑焉習儀以亟”,不懂這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道,僅僅執著於細微的禮儀末節,因此不能說其知禮。這位魯昭公就是孔子兒子出生時,給孔子送來鯉魚的那一位魯君。孔子對他頗有感激之情。後來陳司敗直接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出於“為尊者諱”的“禮義”,勉強答曰“知禮”,但是私下裡還是承認自己這個說法“有過”的。可見,孔子對魯昭公是否知禮的看法,與女叔齊是一致的。

為什麼說魯昭公不懂得“禮”呢?其實,就是因為他僅僅掌握瞭禮之“儀”而丟掉瞭禮之“義”,雖然儀節非常熟稔,但這種嫻熟不過是一種形式罷瞭。其實,我們在生活中也容易犯同樣的錯誤,即隻謹守外在的儀式流程,而內心缺乏誠敬。更有甚者,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將“禮”作為攫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因此孔子才會感慨:“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失去瞭仁德,失去瞭誠敬,禮樂也失去瞭莊嚴,淪為一種令人生厭的形式過場。如此一來,越是行禮如儀,越是令人厭憎。我們經常批評的那種“形式化”,不就是因為這樣的形式是缺乏真誠的嗎?本來,禮是陶冶人的性情,是“成人之道”,這樣一來,禮反而成為束縛人性正常發展的桎梏,豈不悲乎!

大型禮樂演出《金聲玉振》劇照 資料圖 齊魯晚報

我們今天談到禮,往往與儒傢聯系起來。其實,在孔子之前,禮已經存在瞭幾千年。禮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現的,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社會化現象。荀子所謂“先王制禮”,則是社會發展到瞭更高階段,才有像周公這樣“聖王”出現,通過綜合整理,將禮進一步系統化、制度化,成為具有統攝性的制度之禮。到瞭春秋時代,周代禮樂文化經過幾百年的演變,已經失去靈魂,日漸僵化沉淪,僭越、虛偽盛行,此所謂“禮壞樂崩”是也。

對此,春秋時代的思想傢們都有反思。道傢宗師老子批評:“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儒傢開山孔子也批評:“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道傢反對禮,今人很容易瞭解,但崇禮的孔子也批評禮,豈不是矛盾的嗎?其實,孔子及後儒對“禮”的反思,並不是徹底否定,他們所反對的僅僅是虛偽、僭越的禮。禮本來是一種文明樣態,但任何一種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出現異化。異化就意味著走向自己的反面。道傢是因為反對異化,而對人類文明近乎一股腦地否定,而主張回歸自然。孔子則不然,他在思考:禮為何會異化?如何才能避免禮流於形式化?

禮的最大異化就是流於“虛偽”。在孔子看來,“虛偽”恰恰是因為人心之“不仁”。孔子之所以對“巧言令色足恭”“恥之”,就是因為其中“鮮矣仁”;之所以批評“鄉願為德之賊”,就是因為其“無是非”,本身就是一種“不仁”;孔子之所以對“為禮不敬,臨喪不哀”不欲觀之,就是因為那僅僅是禮的形式化。所以,孔子甚至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性情中和之人如果不可得的話,那也應是有真性情的狂狷者才值得交往。所以,明末張宗子《陶庵夢憶》所謂“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正是與孔子真精神相貫通的。梁漱溟先生講,“發自真性情的禮,率真,質樸,合乎本心。不合乎人情,巧言令色都不是禮”,誠哉斯言!

孔子“寓作於述”,創立儒學,將仁禮合一。其中,禮是繼承(述),仁是創新(作)。孔子之所以提出“仁”的學說,就是希望將仁的精神灌註到世俗的禮之中,使其更加合乎天道、人性,才能成為推動修齊治平的重要方式。所以,儒傢之禮與世俗之禮,有同有異。換句話說,我們日常所批評的那些討厭的繁瑣、虛偽之禮,也是儒傢所反對的。所以,儒傢在歷史上不斷地倡導移風易俗,為的就是要將異化的禮俗重新加以整飭,註入“仁”的精神,使之恢復生命力。

孔子一生崇禮,禮型塑瞭他的生命,而孔子的生命卻充滿積極向上、樂觀豁達的勃勃生機,並沒有陷入虛偽、迂腐與僵化之中。他在“立於禮”之前,能夠“興於詩”,生命與天地自然萬物相感通,那是仁心的躍動;在“立於禮”之後,能夠“成於樂”,生命達到與天地自然的圓融和諧,那是仁心的圓滿。你看他,一生之中艱辛備嘗,但不論遇到何種的困境,他都能“弦歌不衰”,樂觀以待。讀《鄉黨》,那樣一位謹守禮樂的士大夫的形象,並不令人生厭。子貢眼中是“溫良恭儉讓”的氣象,那正是禮教熏染下的生命溫度。子夏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是孔夫子在弟子們心中的形象,這種生命富有感通力、感染力和感化力,所以孟子說“七十子之服孔子”是“中心悅而誠服”,是必然的。這一切源自他那顆“活潑潑”的“仁心”。“仁”是生命的自我覺醒,是心中裝著他者,是將人當人,因此仁心才會生發出“愛”“誠”“公”“恕”。孟子所謂“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的生命之輝光,必然在“仁禮合一”之中才能呈現!

其實,不僅孔子如此,儒傢先賢中,這樣的真性情可謂生命的常態。大傢如果喜歡讀各種傳記,你就會發現,真正的偉大人物,都富有天機活潑的真性情。2021年10月,我與業師楊朝明先生應邀赴福建武夷山參加首屆“武夷會講”,更真切地感受到朱子故裡的自然與人文之“雙美”,更瞭解到朱子的真實的生命情態。我那時才意識到,對於朱子,過去僅僅讀《四書章句集註》等,看到的僅僅是其思想文理密察的一面,於其生命情調是不甚瞭瞭的。我們過去總是根據教科書的描述,將理學傢想象成不茍言笑、缺乏情趣的道學先生。然而,事實並不如此。作為理學宗師的朱子,實際上是一位真正的“活潑潑地”性情中人。哲學史傢陳榮捷曾評論說:“朱子教學,是其最快樂處。閑情逸趣,則在旅遊與詩酒之興。”確實,我翻閱當地學者編寫的朱子文化叢書,發現朱子確實喜歡名山大川,飲酒烹茶,與二三子徜徉乎山水之間,往往發為詩歌吟詠。在當下的清明時節,發現朱子也有“滿意分攜一杯酒,登山臨水意未休”,“書冊埋頭無瞭日,不如拋卻去尋春”這樣的豪邁灑脫的詩句,竟撩動瞭我這沉寂枯悶之心,觸發縱情山水之念。天機活潑如孔子、如朱子,依然感發著我們,而那些用禮來當作枷鎖束縛別人並自我束縛的人,早已掃進瞭歷史的垃圾袋裡,煙消雲散。這就是“仁禮合一”的魅力!

今天流行一句話:人生需要儀式感!確實,“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人應該在溫飽解決之後,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但是,如何區別清楚“儀式感”與“形式化”二者的異同,恐怕是首先必須加以厘清的。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所期待的“儀式感”,其實是“儀式”帶給我們的“誠敬”與“莊嚴”,而這一切都源自“儀式”之魂——我們內心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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