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通過“剃發易服”推行的長衫、馬蹄袖、蜈蚣服之類，絕不是漢服。因為圓領、質孫之類是通過自由、自願接受和自然演化出來的產物，而後者是被強迫、強加、伴隨著血淚推行出來的結果，不是自然演化出來的產物。二者之間當然具有本質區別，不能渾水摸魚。一些學者說滿清服裝“也屬於漢服體系”，屬於將婚姻和強奸視為同一事物。 ——李競恒
漢服可以是一個開放系統，但被強制接受的內容不算漢服
文/李競恒（四川師范大學副教授）
筆者作為2004年就穿漢服的第一批“同袍”，對於漢服的歷史沿革與定義一直都有所思考。漢服，當然不是指“漢朝的服裝”，而是指產生於漢族，或歷史上被漢族主動接受、加以改造和發揚的一系列服裝的統稱。
漢服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當時已經出現瞭絲綢和麻的紡織品，《周易·系辭下》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黃帝、堯舜時代已經出現瞭“衣裳”。漢服交領右衽、上衣下裳的特征雛形可能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當然，目前能看到最早關於服裝形制的考古證據，主要是商代的人像，穿著袖子較小的交領右衽，也出現瞭上衣下裳和蔽膝，這些證據表明最遲至商代，漢服最重要的特征已經出現瞭。
到東周時期，除瞭上衣下裳之外，還出現瞭上下連為一體的深衣，《論語》中孔子穿的“非帷裳，必殺之”，就是比帷裳更為修長的深衣（李競恒：《論語新劄：自由孔學的歷史世界》）。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就是因為管仲輔佐齊桓公幫助華夏各諸侯抵抗入侵的戎狄，保衛瞭華夏文化，如果不抵抗，華夏人可能就被迫穿上戎狄的“左衽”服裝瞭。
根據邢義田的研究，考古所見在受到斯基泰文化影響的民族服飾中，多有左衽的現象。中國古代的戎狄與這些草原人群之間有相當的聯系，戎狄族群的左衽服裝，便可能與斯基泰文化有淵源上的關系。因此至少在孔子的時代，漢服的交領右衽已經成為瞭區分華夏和戎狄的重要服裝標志。
中古時期除瞭古早的交領右衽之外，還出現瞭圓領袍，唐宋以來及其流行。這種圓領袍最初是外來的，朱熹早就說過“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就是說朱熹生活的宋代，最流行的圓領袍之類最初是“胡服”而不是漢服，這種“胡服”是從晉、五胡、南北朝時期出現的。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也有類似的表達，說“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也是意識到圓領袍最初並非是漢服。
起源於南北朝並廣泛流行於唐宋和明代的圓領袍，最初確實是一種源自遊牧騎馬民族的服裝，但後來被漢人主動接受並加以改良和發揚，最後演化為漢服的一種類型。
我們看到唐代、宋代的皇帝和士大夫的畫像，大多是穿著圓領袍頭戴幞頭，已經被作為一種正式的標準裝瞭。當然，在祭祀等大典禮儀中，還是要穿戴先秦時期就出現的袞冕衣裳，但日常辦公都是穿起源於“胡服”圓領袍。
類似的，趙武靈王主動接受胡服，“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史記·趙世傢》），作為一種主動選擇的便利方式，將當時的一些胡服元素融入到瞭漢服之中，也是可以接受的。明代的漢服，有一種質孫服，又稱為“曳撒”，在蒙古語是“華麗”的意思，本來是元朝時候的蒙古服裝。
但明朝人吸收和接納瞭這種服飾，將其納入到漢服系統之中，所謂“隻孫，一作質孫，本元制，蓋一色衣也”，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也說“今聖旨中，時有制造曳撒數，亦起於元時貴臣，凡奉內召宴飲，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說明他們對質孫、曳撒的蒙古來源，以及最終融入漢服的情況很清楚。
從這些現象來看，其實漢服本身可以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能夠接受一些“他者”元素的參與，並加以改造和發展後，就不再是“胡服”瞭。但這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這種接受，必須是自由、主動地接受，而不是被強制接受，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強加的，而非自然演進出來的，就不能被稱為漢服。
所以，清朝通過“剃發易服”推行的長衫、馬蹄袖、蜈蚣服之類，絕不是漢服。因為圓領、質孫之類是通過自由、自願接受和自然演化出來的產物，而後者是被強迫、強加、伴隨著血淚推行出來的結果，不是自然演化出來的產物。二者之間當然具有本質區別，不能渾水摸魚。一些學者說滿清服裝“也屬於漢服體系”，屬於將婚姻和強奸視為同一事物。
章太炎曾有一個比喻說：“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就是說假如滿清當年強迫漢人把牙齒染黑、鼻子穿個銅環、身上紋上青龍，臉上塗抹白灰，像是魑魅魍魎一樣，隻要這鼻子穿銅環被強制二百六十年，看習慣瞭，是不是這鼻子穿銅環也就“屬於漢服體系”瞭？顯然，將這些納入“漢服體系”是非常荒謬的。
漢服在古代既然可以接受圓領袍、質孫之類，表明它確實是一個開放的演化系統（底線是不接受被強迫），所以漢服在現代社會當然也可以有一種基於自然的現代改良和演化空間，這和尊重歷史上漢服各種形制是不矛盾的。
我個人觀點認為，現代漢服的日常形制可以改良和演化，作一些現代的變通，使得其更適合現代生活節奏。但在比較正式的節慶、禮服、祭服方面，則還是遵守古制。其實古早華夏社會也是這樣操作的，如日常穿圓領袍的唐宋、日常穿質孫的明代，在禮儀、祭祀時候還是穿古老的周代袞冕，形制的守護古早與演化改良，並不矛盾，隻是功能上要做出區分。
由於中國文化在古典東亞的強勢地位，漢服也深遠地影響瞭周邊國傢和民族的服裝形制，日本奈良時代穿唐衣冠，所謂“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朝鮮半島也長期模仿中國漢服，如新羅真德王時期“始服中朝衣冠”（《三國史記》），高麗時期服裝“遵我宋之制度”（《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並以朝鮮李朝使用並堅持“大明衣冠”最為典型。此外，越南、琉球等國傢也都接受和模仿漢服的袞冕、上衣下裳、圓領袍、烏紗幞頭等。那麼，這些國傢模仿的服裝，是否也是漢服呢？
筆者認為，這些服裝剛被傳過去的時候，比如朱元璋賜給朝鮮半島的“大明衣冠”，“賜群臣陪祭冠服”，“太祖高皇帝賜冕服”，這些明朝制作的衣冠當然是漢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朝鮮自己制造的衣冠，其實已經出現瞭朝鮮半島自身的特點，如圓領袍變得更短，幞頭的翅變得更小之類。
類似的，日本在奈良時期模仿瞭唐朝的袞冕、圓領袍等，聖武天皇在732年首次穿裝飾瞭十二章紋飾的袞冕之類，但後來逐漸被日本加以改造，在平安時代出現瞭日本化的狩衣、烏帽子、垂纓冠、十二單等各種日本式服裝。
所以，這種被本民族在歷史中逐漸改變後的衣冠，可以說源自於漢服，和漢服之間具有文化上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具體到該國，這些服裝已經被本俗化加以改變，因此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漢服。